「乞丐之父」— 施乾
在乞丐聚集的台北萬華，施乾傾畢生財產和心力建造乞丐收容所──愛愛療，實踐他協助乞丐自立與療養的理想。
◎ 撰文／葉文鶯‧相片╱台北愛愛院提供‧翻拍／簡清光
一九二一年，台灣總督府通令全台各地進行貧民調查，在總督府擔任公職、二十二歲的青年才俊施乾，奉派調查艋舺地區貧民，從此開啟他對乞丐社會的了解，也改變了他的一生。
「有量啊，頭家啊，來疼痛咧！疼痛著阮啊，歹命的人哦
好心啊，阿嬸啊，來助贊咧！助贊著阮啊，未討賺的人哦
街頭巷尾伊都四界迺，站惦門邊講好話
求著一碗冷奄粥，給人看輕嘛無問題啊，無問題……」
這是歌仔戲裏的「乞食調」。放棄自尊，忍受卑微，拄著拐杖、手捧一只破碗沿街顧盼、乞憐，等候希微的施捨，道盡了乞丐生活的辛酸。
乞丐，自古皆有。發自身上不潔的氣味，不分時、地頻繁向他人需索，令人避之惟恐不及。
日治時期，台北卻有位年輕人老從街上把乞丐帶回家，他變賣財產建造收容所，供應乞丐吃、住、就醫，並教化他們學習技藝、從事生產，使得台北街頭的乞丐因而「絕跡」一時，博得日本皇室的重視與獎賞。
被尊為「乞丐之父」的施乾，一八九九年(明治三十二年)七月生於台北滬尾(淡水)，四十六歲因腦溢血病逝；他從二十四歲開始，將生命黃金歲月傾力於拯救乞丐，堪稱一則傳奇。【乞丐撲滅宣言】
吾人不承認社會上應存在乞丐。因為確信其為「不可有」，吾人必須從社會上撲滅乞丐。——施乾
施乾，淡水營造商施論之子。施論原本服務於警界，後來轉業從商，經濟條件頗佳。
自小沉靜而好學的施乾，一九一二年自滬尾小學(次年改為淡水公學校)畢業，以優異成績考進總督府工業講習所(一九一九年改制為台北州工業學校，現為國立台 北科技大學)；這個學校本來是為日本人子弟所設，很少台灣人能夠考取。土木建築科畢業後，一九一九年受聘進入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擔任技手；在同輩之間 出類拔萃。
一九二一年，總督府通令全台振興社會事業，要求全島各地設置貧民調查機構；施乾奉派進行艋舺(今萬華)地區「細民」(日語貧民之意)調查，開啟他對乞丐社會的了解，也決定了這個二十二歲青年一生的志業。
施乾調查發現，當時台北巿二十萬人口，約有一百二十名乞丐；淪落原因不外窮困、疾病、殘疾、性格缺陷、精神異常、遭遇急難、犯罪、吸毒等等。他曾尾隨乞丐，發現他們乞食後集中到「綠町」(今大理街)一帶，那四周都是甘蔗園、竹林和墓地；一座建於清末的乞丐寮早已搖搖欲墜。
清代台灣對於乞丐的管束，常設丐首來約束窮民，並且賦予稽查外地逃亡而來的盜匪之責。相傳在台北的丐院，乞丐入院必須納金於丐首，而最上層的乞丐頭之下又有二頭目、三頭目；若遇婚喪、祭典等特殊節日，外出乞討所得也需由上層的頭目優先取用，剩下的才分給其他乞丐。
這種生態一直延續到日治時期。丐首擁有相當的勢力與資產，下層乞丐雖說被保護，卻也等於被剝削；而所謂約束管理，一旦乞丐違反內規，時常挨打。
而街頭也屢屢上演嚴格取締、恃強欺弱的場面──只要日本警察出現，結夥乞食的丐群便聞風而逃，有如過街老鼠；一旦被逮捕難免遭受無情追打。施乾就曾在一次艋舺的大拜拜中，見其求生不得的痛苦景象。
施乾最同情的，莫過於丐群中有一家三代均靠行乞維生，似乎永無翻身之日；而被病魔纏身的乞丐景況尤為悽慘，露宿荒野、無助呻吟，或往民家屋簷廊下一靠，等著死路一條了！
有些家計並不困難的人家，卻以廉價將盲童交由乞丐帶走，作為乞討的工具，把人頭買賣當成是一種廢物利用的方式；還有些不良少年無法改惡從善，隨著年紀增長，一旦生病或壞事做盡，淪為半流浪的乞丐，後半生沉溺於乞討與賭博之中。
一腳踩進「乞食世界」，窺見病態社會的種種現象，施乾不禁感嘆：「今天絢麗多彩、所謂現代文明社會的表面上所出現的善美，若將其偽裝的化皮剝去，從其裏面 挖出無裝飾的真實社會事象時，將變成反動性強烈而悲慘的旋流翻滾的悲壯世界——令人久久沉默、皺眉，無限感慨者甚多。」
實際理解乞丐的困境後，施乾以誠實、嚴肅與認真的態度，將乞丐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來面對。他常利用下班後去跟乞丐聊天，教導乞兒識字、資助病者就醫；所做的事超乎例行公事。最後，他決心辭去公職，全心全力幫助乞丐。
不過，施乾不認為自己想做「救濟事業」，而是儘可能透過教育，幫助那些想過「普通人生活」的人實現願望，也幫助可憐的人度過難關；最終目的，是讓乞丐恢復尊嚴、自力更生，重回社會過正常人的生活。
【乞丐撲滅聲明】
我願自始至終以如此熱情勇往邁進……我深知利己之極必將變成利他，而利他的徹底將成為利己之理……只有如此，所有貧民、乞丐，將被溫暖的手所救濟。 ——施乾
單靠一人之力投身乞丐救助，施乾這一番理想，最初無法獲得父親認同。他請二伯施煥說服父親，讓他變賣部分家產，在乞丐聚集的「綠町」買下一千多坪土地；接著請經營「施合發」木材行的大伯父施坤山捐助木材——一九二三年，施乾二十四歲，搭建了乞丐收容所「愛愛寮」。
施乾傾其所有，並辭去總督府令人稱羡的工作搬進愛愛寮，從此與乞丐共住。他經常外出「巡街」找乞丐，後方總跟著一部掛有「愛愛寮」布條的二輪板車。當板車轉回，院裏早已燒好熱水，準備替新來的乞丐剃頭、沐浴、更衣、抓蝨子。施乾也參與這些清潔工作，即使身上常被蝨子咬或者染上皮膚病，他也不以為意。
愛愛寮的生活條件相當克難。以木板建造的兩層樓房，一樓是男、女分開的通鋪，住著身體健全以及眼盲、殘障者；二樓為病室，收容麻瘋病、性病及嗎啡、鴉片毒癮等必須醫治者。
精神病患安置在後棟木房，被隔離在一個個鐵籠，病情嚴重者加強看護，以防他們以碗敲擊頭部等自殘行為；病情穩定者，允許自由活動，他們甚至能做些掃地、洗衣等簡單雜務。
若有乞丐家庭，施乾以三夾板隔成獨立房間安頓；有時找不到木材，撿來幾根木條釘牢，再找來報紙沾上飯粒糊成牆壁。
院內三餐是很大的開銷，施乾向軍隊標售剩餘的大鍋飯；每逢大伯的漁船進港也會送來小魚加菜。衣服多由親友捐贈，施乾和妻女也時常將自己的衣服，修改成適合大小乞丐穿著的尺寸。
米店被老鼠咬破的麻布袋，施乾也拿回院裏，用削成小塊的肥皂加水浸泡一日、洗晒後，一個布袋就是一床孩童棉被；兩個布袋拆開接縫就是一件大棉被。物質生活之困苦可見一斑。【乞丐的救濟教育】
救濟應以教其生產為宗旨，對非健康者進行治療，使其變為可工作的身體，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弱除收養之外別無辦法……以上需要理解、愛及勞力。 ——施乾
以個人力量進行乞丐救助是一分崇高的「理想」，然而施乾事前的調查與了解，讓他避免落於高度理想化。在進行乞丐調查時，施乾即發現許多年輕力壯的乞者；可見並非給予物質就可以「撲滅」乞丐。
施乾主張，與其給予乞丐金錢救濟，不如給予生活最低限度所必需；與其給予生活所需，不如給予謀生之技，尤其對病患應給予醫療。
施乾在著作中指出，在乞丐的精神方面傾注心力，或可拯救半數以上病態的社會現象。因此，除非是有生理缺陷的乞丐，施乾鼓勵身體尚可勞動的乞丐接受生產訓練。他請人教導院民製作雞毛撢子、藤編等技藝；一位簡姓醫師朋友提供現今光復橋下一塊地，讓施乾教院民種菜、養豬。
「只要肯動、肯做，就會變出錢，就有飯吃。」施乾常以此鼓勵院民。他認為，解決乞丐問題不能只靠救濟，應協助他們儘可能自立，不要心存依賴。即使是憨傻的乞丐，他也分派他們拿餿飯菜餵豬，做一些簡單的工作。
有些乞丐的生活散漫慣了，特別是性格缺陷者，既難說之以理，更遑論約束管理。曾經有一位院民不滿愛愛寮的環境而與施乾辯論──
「你把我帶回來，就要給我吃、給我睡，我現在要吃飽、睡飽。」
「沒有錯，但我請你來，是希望讓你有『將來』。看你要種菜還是學技術？」
「我都不要，我伸手就有得吃。」
「我是要教你們技術，讓你們有能力。」
「我肚子餓，你的菜不夠我吃。」言下之意，在外乞討勝過待在愛愛寮。
施乾將他帶入廚房，打開鍋蓋說：「我這些菜要給一百多人，怎能讓你吃這麼多？你慢慢就會適應，我總還沒拿鹽巴讓你配飯吧？」
施乾與乞丐為伍二十三年，他和乞丐交朋友，作他們的心靈導師。過去，不論是官設的收容所或是私營的乞丐寮，頂多供應物質；施乾向乞丐分析事理，以智慧和耐心感化代替嚴格禁絕，還儘可能培養他們謀生能力；將社會救濟提升至心靈的層次。
在愛愛寮，院民可以外出，也會在生活上相互約束，但有人實難戒除吃、喝、嫖、賭不良習氣。施乾的次女施美代回憶父親處理這類問題的態度：「父親認為，喝酒之後頂多醉了、睡了；男女交往，只要不亂來即可；他唯獨不願見到乞丐賭博，如果被他親眼看見聚賭，他沒收四色牌，並且將那些參與賭博的院民禁足。當時沒有聽說有誰不服氣或是反抗他。」
對於院內的鴉片及嗎啡癮者、麻瘋病、精神病患，施乾也協助他們接受治療。這需要一筆很大的費用，幸好施乾獲得同鄉醫師友人杜聰明，以及王耀東、林啟宗等多位醫師到院免費診治及送藥。
其中，杜聰明醫師在艋舺設立的「台北更生院」，正好進行嗎啡及鴉片癮者的研究，他以漸進方式協助愛愛寮病人戒斷，幫了病人很大的忙。【乞丐與社會之愛】
乞丐與社會有極為密切的關係。社會製造了乞丐，所以應拯救乞丐，而且其責任者應為社會。社會上的人應愛他們，拯救他們。 ——施乾
在老弱病殘的乞丐群中，施乾所收容的「乞食囝仔」顯然替愛愛寮注入了一股活力和希望。
施乾帶回的流浪兒，經常由他的長女明月、次女美代照顧，幫他們洗澡、更衣、盛飯、添菜。這群流浪兒與他們一家同住一個屋簷下，人數最多時出現二十四位流浪兒就著一張長桌吃飯的盛況。
一位三歲女孩，母親精神失常被隔離，她常隔著籠子和母親對望，有時母親會作勢打她。施美代心疼，把這孩子帶在身邊跟著她睡。女孩經常尿床，幾乎把榻榻米泡 爛了！施美代拿著麻布袋一層又一層地鋪著，她的學生服放在榻榻米下自然燙平，早上醒來卻見一處又一處尿漬，睡在另一邊的大姊也常在白天穿著染了一身尿騷味的衣服。
施美代說：「我有時想處罰她，但父親說小孩本來就會尿床，誰教妳半夜不叫她起來小便？」
施乾曾眼見乞丐的下一代從年幼時即在惡劣環境中被養育，並被訓練行乞，因此，他特別注重「乞食囝仔」的教育與出路安排。
「做人不要讓人家看不起，要去讀書。」愛愛寮的孩子一到就學年齡，施乾就讓他們上小學。
有的孩子小學畢業後，自願留在愛愛寮做些打掃、燒水等雜務；有的孩子沒考上技術學校，施乾徵詢他們的意願，帶他們去學木工、做廚師等等。
施乾帶孩子去學藝，總問清楚：「這孩子在這裏可以學到什麼？吃什麼？睡那裏？一天工作幾小時？學多久能『出師』？」他每隔一段時間就去看看，有時還把他們叫到外頭問：「吃得飽嗎？待得住嗎？」
「只要有可能，應讓這些悲慘的人們品嘗人生真正的滋味。」施乾視乞兒若己出，這是他由衷的盼望。
有個叫阿坤的孩子，施乾看他能做事，告訴他留在愛愛寮燒水沒出息，不如去學做料理。施乾有個親戚在賣壽司，阿坤就到那兒從洗碗做起。阿坤學成到基隆開店，生意不錯，曾帶著他親手做的料理回愛愛寮請大家品嘗呢！
施乾偕家人一同奉獻，讓許多經過愛愛寮收容、照顧和教化的乞者擺脫流浪貧苦的命運；特別是他們的下一代，那些乞兒長大後多半擁有一技之長，真正過起普通人的生活，不再飽嘗餐風露宿的流浪滋味，憑藉自己的力量活出了尊嚴。【實現理想的困境】
我們以生命作賭注呼籲乞丐救濟，是堅信只有站在人類愛、人道的立場上，才能指望解決問題。只有愛可憐人之心、愛敵人之心，才能指望真正的天下太平。——施乾
施乾熱愛閱讀，尤其心儀賀川豐彥、西田天香這兩位日本人道主義思想家，受其影響頗深，「拯救乞丐」儼然成為他畢生的虔誠信仰。他審慎地開始，不輕易放棄，也努力實踐，更希望喚起社會大眾的重視。
施乾認為，「社會上的『文明人』，若人人能減少自我欺騙與對社會的拋棄，進一步認真地自我反省與對社會進行嚴肅的凝視時，就能將眼前黑暗、絕望、不可有的社會，轉移到更光明、更有希望、更有可為的社會。」
令人洩氣的是，乞丐問題在當時不僅不為社會人士所能設想，大多數人甚至採取全然不在乎地坐視不救、裝聾作啞的態度。施乾自己也說：「或許還有人認為要撲滅乞丐，前所未聞，簡直是瘋了！」
他認為，乞丐應防止而不應救濟；雖然防止也是一種救濟，但這與自由放任而為後再予以救濟，宗旨上相當不同。
當「乞丐」職業化後，他們只管詛咒社會，恣意做壞事，使乞丐社會隨著時間的變遷，更為複雜，更加惡化；加上社會上的人們不了解乞丐的心理，施捨只能更加重乞丐的邪念而已。
施乾認為：「若慈善、施捨未曾進行，無疑今日社會不應存在乞丐。乞丐被錯誤的慈善養育的結果，在外觀上愈可憐的人，施捨愈是滾滾而來；而沉溺於乞丐職業的人，最後將不顧一切發揮出動物性的本能，精神從這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，身體腐爛到不堪入目的狀態。」
因此他呼籲：「無論因何原因成為乞丐，社會不要裝作看不見，相反要進一步對其干涉，建立以防患於未然的設施，乞丐將有可能從社會底層被拯救。」施乾認為，乞丐救濟是社會事業的根基，若不從「貧民中最悲慘瀕臨死亡者」的乞丐救濟開始，真正的社會事業不可能出現。
至於救濟的方式，他認為：「若不詳細理解乞丐的心理與生活狀態，貿然投入救濟事業，猶如緣木求魚不會有好結果。要將他們導入完整的人，必須從改變乞丐心理開始。」
乞丐問題之難以解決，施乾認為不在於經費不足，而在於社會的無情和冷酷，導致惡性循環。「拯救這個問題才是真的救濟，是當前最大急務，同時又是文明人的使命。」
一九二五年，他開始發表著作——《乞丐是什麼》、《乞丐撲滅論》、《乞丐社會○生活》，極力倡導拯救乞丐的必要性及救助理念。當時發表著作除了提倡觀念，出版所得也是愛愛寮收入之一。
「現在我痛感到僅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認真幫助他們。換言之，在資金上陷入窮途末路之後，我不能坐視不救正活著同胞的精神或肉體而苦惱，並比任何人更痛感到自己罪惡深重。」可惜施乾的呼喊，得到的回應相當冷漠。
施美代說，小時候常看父親坐在桌前想事情，有時從他面前走過都沒發覺。「父親沒錢，卻放不下那些可憐人。他不貪吃也不愛美，他有毅力儘量改善乞丐的生活， 讓他們知道上進、賺錢養活自己。可惜那時我的年紀太小，還不是他可以商量事情的對象。」
在資金最困窘之際，施乾不得不遣散部分年輕乞丐。如此一來，乞丐復出台北街頭，不堪其擾的店家透過保長聯名，日本政府方才准許施乾向商家募捐。這些收入終於讓愛愛寮維持了一段穩定時期。
日本直木獎、芥川獎創始人——名作家菊池寬到台灣旅遊，發現台北街頭沒有乞丐，感佩於施乾的精神，將施乾的著作帶回日本發表，並且提筆讚揚施乾義行。
此舉使得愛愛寮獲得日本天皇的重視，一九二七年施乾獲邀赴日參加昭和天皇登基大典，天皇並御賜賞金——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六年間，每年由宮內省頒發獎勵金「壹封」(一千日圓)補助，施乾將這筆錢全數用來建設愛愛寮。【愛的延續】
我只是平凡的弱女子，都是靠主耶穌的愛與恩賜，才能持續該事業至今。所以我日夜學習主的犧牲精神，忍耐到底，以求無愧於心而已。——清水照子
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事吃緊，台灣屢遭盟軍飛機轟炸。平日照顧乞丐，又擔任艋舺區長、青年團團長的施乾，奉日本政府之命帶領院民到南機場工作。
患有高血壓宿疾的他，或許是大熱天連續工作勞累，突發腦溢血，醫藥不及救治，以四十六歲之齡早逝。留下妻子、六名子女和愛愛寮兩百多名乞丐。
施乾短暫的生命，卻能讓濟助乞丐的理想得以延續，歸功於他前後兩任賢內助——謝惜、清水照子。
施乾與元配謝惜育有兩名女兒明月、美代。一九三三年謝惜因操勞院務而去世，當時才四歲的美代長大後從長輩、鄰人得知，母親與父親一起經營愛愛寮，對院民愛護有加，常替乞丐剪指甲、抓頭蝨、洗滌穢物，丐民生病，她服侍湯藥；當愛愛寮經費陷入困境，她賣掉嫁粧、首飾，並向親友借貸，幫助丈夫度過難關。
謝惜往生，對施乾打擊很大，不僅兩個孩子還小，更失去了經營愛愛寮的左右手；院民聽到消息，許多人號啕大哭。
施乾的堂妹施秀鳳旅居日本京都，常向鄰居清水照子提及施乾拯救乞丐的精神；心地善良的清水照子心生仰慕，兩人開始通信交往。一九三四年，兩人在京都賀茂神社結婚。
清水照子出身富商之家，畢業於京都第二高等女學校，在家中四姊妹中排行老大。父親本屬意她招贅，然而她仰慕施乾的為人，不顧父親反對與告誡「危險啊！台灣到處是帶刀的土著和毒蛇。」跟著長她十一歲的施乾來到台灣。
二十四歲的清水照子，乍到陌生之地，跟著住進一、兩百人的乞丐寮，髒亂破陋的環境加上精神病患隔著鐵籠發出的尖叫與癡笑，她一時無法適應；但當認清自己的選擇與處境後，她開始跟著施乾照顧院民。
擅長女紅的她常把自己的衣服重新裁剪，製成孩童服裝，幫愛愛寮的孩子裝扮整齊。院內婦女生產，她預先給新生兒準備衣服、尿布，還不忘關照產婦有沒有奶水。若產婦為盲女，她則僱請院內女乞丐幫忙洗衣服，請廚房給坐月子。
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，台灣進入戰時體制，物資更加匱乏，照子拿出結婚戒子、衣服、棉被典當，與兩百多位院民一起撐過那一段艱辛歲月。
日本戰敗投降，大約有七十萬日本人被中國國民黨遣送返日；當年才三十五歲、失去丈夫的照子，在去留之間，無法放棄愛愛寮的院民。女兒施美代說：「當時院民一直跟她說：『先生娘，不要回去！』」清水照子最後選擇歸化為台灣人，改名施照子，承繼先生未竟的志業。【乞丐救助的原動力】
若人不為創造人類幸福而過社會生活，不僅沒有任何意義，而且實際上與危險思想一樣，或更加危險。——施乾
昔日，民間俗稱乞丐聚集之地為「鴨仔寮」，施乾取其諧音，創辦了「愛愛寮」。這「愛愛」兩個疊字，無非說明了施乾獻身乞丐救助的原動力——他堅信，只有站在人類愛、人道的立場上，才能指望乞丐問題獲得解決。
「那種認為可憐人成了乞丐是他人之事、與我無關等想法，將使社會更加渾濁，使乞丐一直增加。」
「社會決非僅以『處處想賺錢即可過豪華奢侈的生活』就是幸福。若人不為創造人類幸福而過社會生活，不僅沒有任何意義，而且實際上與危險思想一樣，或更加危險。」
「愛愛寮」走過八十二載歲月，隨著近年各社會福利機構興起，殘障、麻瘋、精神病患已經陸續轉介到專門收養機構；一九六一年停辦育幼院、停收乞丐、街友；一九七三年起停辦婦女教養所，增加安老所，專收男性老人。
二○○二年清水照子以九十二歲高齡去世，么兒施武靖繼任院長。如今台北市大理街一七五巷內原址更名為「台北市私立愛愛院」，日治時期的乞丐收容所，轉型為 私立安養院，提供公費孤老安養，亦兼辦自費安養業務。二○○五年九月，院方拆除一棟老舊建築，動工啟建新大樓，以打造更符合現代化的老人養護設施。
人們咸認為，不僅「窮人」、「乞丐」是複雜的社會問題，難憑一人之力解決，即使願意施捨，也只能偶一為之，無法長期供應。
回頭看施乾對於乞丐問題的思考與回應，以及他一手創建的愛愛寮，通過漫長的歷史歲月；望著至今仍存在於台北巿大理街的「愛愛院」，活在台灣「日本時代」那個纖瘦而年輕的身影，不禁壯大了起來……
「台灣乞丐之母」清水照子的事蹟，2001年登上日本《每日新聞》報導。原是京都富商千金的她繼承先夫遺志，犧牲個人幸福，讓眾多乞丐得到庇護，是台灣與日本的期同榮耀。
我的父親
◎口述／施美代‧整理／葉文鶯‧攝影／簡清光
我們六個兄弟姊妹都在愛愛寮長大，從小就看父親一直收乞丐。他睡得很少，但很少打盹；常在想著養雞、養豬、養實驗用老鼠……看看做什麼事可以賺錢給乞丐吃飯、治病。
父親很忙，學校母姊會從不參加，老師就帶著同學來做家庭訪問。我不敢讓同學到家裏，怕被他們笑；他們如果出現在我家門口，我就臉臭臭地。父親卻招呼他們： 「來來來，進來！這裏也有很多小孩。」他們看到愛愛寮裏面很多人沒有眼睛、鼻子塌下去，也不敢進來。
有一次我跟父親說，同學的父親賺了錢，要給她買毛線衣穿。
「我都沒有！」
「毛線衣長什麼樣，你看見過嗎？」
「沒有啊！毛線衣就是毛線衣嘛！我也要。」
「等你長大了，要十件、八件都可以。」
父親不曾反對過我們的想法，但是他讓我知道，別人可以擁有什麼，可是我們現在沒有就是沒有啊！但他鼓勵我：「等你長大了，要什麼就有，但是要讀書喔！」
小時候常聽父親講到「將來」這兩個字，我不太懂「將來」的意思。有一次，父親看到一位腦性麻痹的女孩，他說：「我在想：這個孩子一隻手沒有辦法，將來不知道誰給她弄？」我就說：「我給她弄啊！」他就說：「對！對！對！」
父親所有的錢都用在愛愛寮，他接受邀請去日本參加昭和天皇即位大典的時候，沒有件像樣的衣服穿。淡水名人、日本國會代表貴族院議員許丙先生的身材和父親差不多，就叫我父親去他那兒挑選西裝、襯衫，又送給他襪子和皮鞋。
典禮過後，父親將那幾件質地較好的衣服放在一個木箱。結果那一年夏天，愛愛寮的孩子把木箱裏值錢的衣服拿去典當，得了錢四處遊玩，等到天氣轉涼了才回愛愛寮。父親看他們回來也不罵，要回當票去把衣服贖回來。
母親照子很善良，看見人家可憐、受苦，她很容易被「染」到。她有一疊借條，全是父親寫的，父親過世後，她拿出借條對我說，這些是你父親給我的財產……
父親去世時，大姊參與「愛國婦女會」被分派在廣州陸軍病院服務，日本投降後回到愛愛寮幫忙。還好母親留下來，否則大姊、我和底下四個弟弟妹妹就成了孤兒，也沒有現在的愛愛院。
母親不太會講中文，看不懂公文、書信，無法與人直接溝通；大姊替她翻譯、處理院務。我從赤十字病院護理學校畢業，二十六歲回到愛愛寮，和大姊兩個人服務到七十五歲才退休。
三十多年前，我和大姊到距離愛愛寮較遠的一個巿場買雞，老闆一直看著我笑。約好二十分鐘後來取，我和大姊到附近逛，回來時，袋子裏放了兩隻雞，我猜想老闆拿錯了！
「阿美桑，你不認識我了？我是天來仔！」
天來仔從小住在愛愛寮，他怕我忘了，提醒我說，他的父親早死，母親叫阿玉仔，他還有一個妹妹、一個大哥。
多出來的一隻雞，天來仔說要送給「先生娘」吃。我和大姊不好意思不拿錢，商量好把鈔票放在雞籠上面趕快跑。天來仔追上來說，他們一家在愛愛寮吃、住好幾年，這只是一點小意思。我說：「吃多少都過去了，現在還認得人就好。」
天來仔和他大哥已經結婚，大哥生了七個孩子，他有五個。聽說兩家人用餐要排兩張桌子，全靠這個雞肉攤子吃飯。
還有一對眼盲的夫妻生了第三個兒子，叫我給他取名。我問媽媽取什麼名字好？媽媽說不如叫做「三郎」。
三郎長大後在賣菜，有一次颱風過後菜價很貴，他帶了一些菜送給我。我問他怎麼有本錢賣菜？他說有個信任他的人帶他去批發，先拿菜回來賣，三天內去付錢。
問他一天賺多少錢？三郎說，菜價高就少賺，菜價低就賺多，掩來扯去地，還過得去啦！
我心裏很感動。他的父母都是乞丐，本來被當作沒有用的人，到了他這一代，可以賣菜養活自己和一家人；他有責任感，不向人乞討，「啊，這個人變有用了！」想到這裏，我心裏就有一種成就感！
我從沒想到擁有這樣的父母多驕傲，而是感謝他們做這些事，讓那些人從本來無用的人變成有工作、有飯吃、有房子可以住的人，而且子孫的將來也不錯。鴨仔寮
◎撰文／葉文鶯
台灣是個移民之地，明清以降，先民從內地渡海墾殖，各人境遇不同，謀事不順者缺乏家族支持，淪為流民、乞丐者眾多；因此，清廷設立養濟院、棲流所、留養局、孤老院等機構，收容孤老殘疾、無以安頓的流民，也兼收乞丐。
當時台北有三處著名的乞丐寮，分別位於萬華龍山寺附近、學海書院邊街(今廣州街)，以及大稻埕鴨寮街一帶(今南京西路)。大稻埕附近的泉州移民，為了感謝乞丐在漳、泉械鬥中立功，遂在保安宮後宮興建「天子門生府」，專供乞丐定居。後來因為乞丐人數逐漸增加，又加建了另一座乞丐寮，而有「頂寮」與「下寮」之分。
竹塹之樹林頭(今新竹縣境內)也有一座「鴨母寮」，原本是一間用來養鴨的茅草屋，後來人去鴨空，遂成為行旅病人或孤老殘廢無法生活的乞丐棲身之所。最盛大 時，男女眾超過百人，結草寮至三十餘間；聲勢壯大的「鴨仔寮」，便成為當時台灣乞丐寮的通稱。
乞丐三五成群、流竄各地，許多人日為流丐、夜為竊賊，常因暴力強乞、藉屍嚇詐，自盡圖賴、聚黨吵擾、械鬥滋事、舟轎勒索、斗量糾紛等等，侵擾人民至深。
一八九九年，日本政府嚴禁人民在巿街求乞。當時台灣乞丐人數將近千人，清代留下的乞丐寮破落不堪，日本政府也未設立乞丐收容所，單靠嚴明律令，豈能禁絕蓬頭垢面、衣衫襤褸、疾病纏身、無處為家的乞丐現身街頭？
就在日本政府禁絕街頭乞食的這一年，台灣的「乞丐之父」施乾誕生了；當人人遠離，他選擇與之為伍，在乞丐世界這一駐足，便在台灣歷史留下了深刻的足印。
文章引用出處如下
http://www2.tzuchi.org.tw/case/400-charity/html/04-3.html
